
1948年的冬天,北平城里到处是逃命的人。机票比黄金贵,一张飞南京的票能换掉一套四合院。
国民党教育部长亲自登门,带来机票,带来任命状。面对这份"救命礼",北师大代理校长

只说了一句话——毛泽东是我老同学,他来了我还想见见他呢。
这句话,在当时足以要命。但他说得云淡风轻。
两个少年,一个池塘
故事要从1910年说起。
那一年,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来了两个湘潭少年。一个叫毛泽东,十七岁,从韶山冲走出来,身上带着泥土气,眼神里装着整个天下。另一个叫汤璪真,才十二岁,因为跳了两级,以全校最小年龄破格升入戊班,和这个大他五岁的同乡坐进了同一间教室。
这两人,怎么看都不像能走到一块儿的。

毛泽东爱读史书,上数学课经常托同学请假,成绩常年垫底。汤璪真偏偏是个数学天才,黎明就起来晨读,安静、刻苦,是先生眼里的模范生。一个满脑子"改造天下",一个只想在数字世界里凿出一条路。
但两个人就是合得来。
东山学校当时排外风气很重,毛泽东是"外来户",在学校里本就不受待见。汤璪真不在乎那些,他看中的是毛泽东那股子劲——读书多,见识广,说话有胆,敢想敢论。 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小个子同学,勤奋,聪明,从不炫耀,踏踏实实。
两人常一起去游泳,在学校池塘里扑腾,少年时代最纯粹的友谊,就这样在水花里定了型。
他们彼此约定,终生契友。

这四个字,后来经历了四十年的颠簸,没有变过。
各走各的路,但没有忘记彼此
1915年,汤璪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,也就是今天北师大的前身。他一头扎进数学里,大学三年级就在校刊发表了英文论文,在当时的中国学生里几乎前无古人。
毕业前夕"五四运动"爆发,他跟着同学上街游行,被军警打伤,却因此结识了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,后来加入了九三学社。
那几年,毛泽东也在北京。
1918年,他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,第一次进京。他在北京城认识的第一个人,是汤璪真。

两个人在西城头发胡同的宿舍里彻夜长谈,一个说数学,一个说天下,谁也没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隔阂。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进京,还是先找汤璪真。
1923年,汤璪真通过官派留学考试,拿到了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名额,师从几何学家布拉斯凯,专攻几何学。1926年答辩,拿下博士学位,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武昌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广西大学,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微分几何研究的学者之一。
这段时间里,毛泽东已经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参与建党,领导工农运动,上井冈山,长征,延安——每一步都是刀口上走。
两人天各一方,音信难通。但汤璪真从未切断对那段少年友谊的记忆。 他在课堂上常提到毛泽东,不是炫耀,是讲一个农家少年靠读书和思考改变命运的故事。

他在白色恐怖年代,掩护过共产党员,资助过进步人士,自己的姨妹戴云参加革命被捕,他不顾风险极力营救。他没有选择革命的路,但他从没真正站到革命的对面。
1948年冬,局势彻底翻盘了。辽沈战役结束,平津战役打响,国民党的败局已定。北平城里最值钱的东西不是房子,不是金条,是一张飞往南京的机票。各大高校的教授们都在观望,走还是留,是个要命的问题。
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登门,带来机票,带来司长的任命状。这是汤璪真留德时的老朋友,算是情深义重地来"救人"。汤璪真当场拒绝。
他对妻子说得很平静:我们不走也不用怕,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我老同学,他来了我还想见见他呢。

这句话后来成了很多人引用的"名言"。但说这话的当下,汤璪真并没有在表演什么,他只是在说一件他真正相信的事。
1949年6月17日,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教工宿舍
1949年1月31日,北平和平解放。3月,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,日理万机,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到数不清。但他一得知汤璪真在北师大任教,马上让人接通了电话。
电话那头,是久违的湖南口音。汤璪真说:我去看你吧。
毛泽东说:还是我去看你吧。这不是客套。
6月17日下午3点左右,几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门口。 这是北师大普通教工宿舍区,前院住着傅种孙,后院是汤家。毛泽东从车里走出来,身边只有秘书田家英和几个警卫员,没有任何排场。

汤璪真迎出来,两个人握手,然后一起走进后院,从两棵大海棠树中间穿过,进了北房中间的客厅。
汤夫人端茶,毛泽东摆摆手,不要自带的专用茶杯,接过汤家最普通的江西瓷杯。他说:这是我老同学的家,就用主人的吧。
之后,黎锦熙、黄国璋、傅种孙陆续被请来。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老师,三十年没见,见面时已近暮年。一屋子湖南人,夹着乡音谈天,从东山学校的旧事说到新中国的未来。
天黑了,毛泽东没走。田家英提醒时间,毛泽东说再多谈一会儿,就在这里吃饭,今天他请客。汤璪真坚持自己做东,但毛泽东不让,让警卫去西单曲园饭店——专营湘菜——订了两桌酒席,还借来两张大餐桌。

席间,毛泽东给众人逐一斟酒夹菜,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。直到晚上八九点,他才站起来告辞。临上车前,拉着汤璪真的手,说了一句话——"孟林,今天到你这里来,是我拜望老师、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了。"
这句话,九三学社的史料和北师大的档案里都记着。
此后,汤璪真多次应邀去中南海做客,两人有书信往来。毛泽东在信里称他"孟林兄",汤璪真回信称"润公吾兄主席"。一个是开国领袖,一个是大学教授,但通信的口气,像是两个普通老朋友。
他走得太早,但故事没有结束
1951年夏天,汤璪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,跟随章乃器带队的西南土改工作团,去四川东部农村考察土地改革。他在那里写信给毛泽东,讲土改见闻,讲自己的思想变化。毛泽东回信,鼓励他。

汤璪真回到北京,精神头很好,写了好几篇文章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,讲新中国的变化,讲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感受。
他有论文要整理,有课要备,有书要写。然后,他倒下了。
1951年10月初,急性胰腺炎。 进北大医院,病来得猛,毛泽东特派秘书田家英赶去医院探望。10月8日下午,汤璪真精神稍好,把妻子孩子都叫到床边,嘱咐妻子把孩子带大,让他们上大学,嘱咐孩子们好好读书,将来为国家做贡献。
10月9日清晨,汤璪真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。终年54岁。毛泽东那边,紧急派出医生赶去,但医生到的时候,人已经走了。

毛泽东得知消息,"他死得太早,这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。"他还说了一句话:"孟林先生是一个大老实人。"——这八个字,是他对这位老朋友最后的评语。
追悼会上,毛泽东的花圈摆在正中间,田家英代为出席,传达悼念。
10月21日,北师大教务长傅种孙给毛泽东写信,说学校和九三学社、中国数学会要联合发起追悼会,请主席赐挽联,顺便提到《中国数学杂志》即将创刊,能否题写刊名。
10月23日,毛泽东亲笔回信。 信上写:"傅先生:汤先生追悼会当表示悼唁。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,不知可用否?"——信里附着一张宣纸,"中国数学杂志"六个字,写了三遍,第一行和第三行各画了一个小圈表示满意。编辑部最终用了第三行。

这六个字,在那本杂志的封面上用了五期,直到1953年改名《数学通报》为止。
汤璪真走后,家里的困难来得很快。
妻子是家庭妇女,没有工作,孩子最大十五岁,最小刚满八个月。她给毛泽东写信,说米和煤都要断了,请求帮忙。
毛泽东看完信,批示田家英亲去北师大协调。 他在批示里说:汤教授死了,马上停发薪水,对家属又无安置,似乎不妥,办法还是要从师大方面去想,才有出路。
北师大随后为汤夫人和长女在本校安排了工作,住房免费,子女免费就读,还有不定期的困难补助送来。

到了60年代初,经济困难时期,汤璪真有三个孩子同时在读大学。 毛泽东知道了,让秘书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取出600元,分两次送到汤家,直到三个孩子全部毕业参加工作为止。
这笔资助持续了五年以上,总额超过3000元——那时北京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月薪是46元。
汤璪真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成了才。长女在农业大学任教,长子在核工业部做高级工程师,次子从事水利水电技术工作。
他们没有辜负父亲的遗嘱,也没有辜负那笔来自中南海的钱。
1963年底,全国人大第三届会议期间,毛泽东见到了出席会议的黎锦熙。他开口第一件事,问的是汤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了。

黎锦熙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汤夫人,还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了孩子们在哪所学校读书,说:"以后主席要是再问,我好向他报告。"
一个开国领袖,在国家会议的间隙,惦记着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同学的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。
这件事,没有任何仪式感,也没有任何宣传价值。
它就是一个人记挂着另一个人留下的牵挂,几十年不松手。
2008年,北师大举办汤璪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,《汤璪真文集:几何与数理逻辑》同年出版。东山学校至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

两个少年在那里的池塘边结下的情谊免息配资开户,最终刻进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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